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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票子都要晒一晒昨天,北塘区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10年起,北塘区提出“五廉一体”要求,即对新提任领导干部做一次廉政鉴定、来一场廉政测试、作一份廉政承诺、交一篇廉政风险报告、开展一次廉政提示。其中,在廉政承诺中,区纪委要求新提任的副科职领导干部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本人如实填报财产申报表,并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监督。财产申报表由区纪委备案。据了解,去年10月新提任干部中,有4人为新任副科职领导干部,他们都分别填写了个人财产情况申报表。接下来,还将有12名新任副科职干部于今年3月份加入到财产申报的行列。昨天,记者在北塘区纪委看到,财产申报表要求填写本人及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所属的国(境)内外房产、地产(含车位);机动车;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公司、企业、个体工商户情况;有价证券(含股票、债券、基金及期货、期权、认股权证等金融产品)及其他投资性资产;银行存款;债权;需要申报的其他财产;债务及其他非工资性收入等。在已经填写的四份个人财产情况申报表中,记者注意到,仅有一人提供了配偶的姓名。41岁的叶章明是四名申报者之一,去年10月,他新任北塘区政府征收办公室副书记。“我是新提副科,没有经历过财产申报,周围也没人填过。”叶章明说,他的财产申报情况在征收办领导班子会议上进行了宣读公示,当时区纪委的相关人员也在场。申报表一式两份,一份交给自己单位,另一份给纪委。热议为什么只对副科职干部财产公示?记者从相关方面了解到,北塘区对新提任副科职干部财产公示的做法在江苏省内属首次。虽然副科职干部是“芝麻官”,但是它却触动了不少官员和群众的神经。在一家企业工作的秦晶女士认为,对刚当上“官”的副科职干部进行财产公示,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个醒,他们的财产已经备过案了,如果当上领导有了权力,以后被查出财产与收入明显不符,那么肯定就有腐败之嫌。大多市民对官员公示财产表示欢迎。但他们也提出:为什么只有副科干部公示财产?比他们位高权重的科级、副处级,甚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是否更需要公示财产?财产公示应该在哪些范围进行?是向全社会公示还是仅限在单位公示?官员申报财产有没有漏报瞒报?谁来核实监督?也有一些官员私下向记者表示担心:家庭财产情况向社会公示是否侵犯了我们的隐私权?此外,这些副科职干部除了在新上任时公示财产,并没明确下次公示的时间和范围。对此,也有官员提出,“如果不是每年申报,三五年后,家庭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我妻子做生意赚钱了,到时候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应对相关部门的审查。”回应有望在全市甚至更高级官员中推广“干部财产公示如何才能真正有效?我们先从副科职干部做起,进行试点探索。”北塘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区管干部为正科级及以下干部。新任副科职干部财产公示是依据2010年5月中纪委等发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县处级副职及以上领导干部应当每年集中报告上一年度相关个人情况,其中包括本人的工资及奖金、津贴、补贴等,以及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书画等劳务所得;本人及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房产情况;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基金、期货、期权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以外,还要申报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以及注册个体工商户、企业的情况。纪委相关人士也提出,官员财产公示要落到实处,需解决几个难题:首先需要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干部申报对象;其次,财产申报是否属实,谁来监督?一旦有不实申报如何处罚?记者了解到,目前无锡市纪委对北塘区纪委的此举给予了肯定,并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了具体做法,称有望以后在全市范围内,甚至更高级官员中推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网上所查成绩截图。本报烟台2月28日讯 2012年研究生考试成绩于近日陆续揭晓,28日,鲁东大学大四学生小潘查分时惊奇地发现,他的政治理论成绩居然是-1分。鲁东大学大四学生小潘于去年10月份报考了西安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生。为了此次考试,小潘一直精心备考。28日下午,知道西安体育学院研究生考试成绩公布了,小潘赶紧回到宿舍上网,可查询结果却把他弄蒙了。只见网页上英语成绩是47分,专业课成绩是233分,而政治理论成绩一栏居然显示的是-1分。在确认了几遍考生编号、刷新了不知道多少次页面之后,小潘只得接受了这个不可思议的现实。之后小潘赶紧拨打招考学校官网上的电话,却一直占线。着急的他又立马给在西安体育学院上学的师哥打电话求助,最后终于与学校研究生办公室取得了联系。“我说想确认一下成绩,我先给他说了英语和专业课成绩,对方说考得不错啊,然后我就说我的政治理论成绩是-1分,对方好像没听清楚一样还反问了几遍。再三确认后,说帮我查查就挂电话了,我就一直在等着学校回信了。”28日下午,记者在鲁东大学男生宿舍见到小潘的时候,他正将成绩查询结果的截图往人人网和微博上发布。而他人人网的状态,也改成了“有人相信考研政治成绩-1分吗?这种事竟然发生在我身上!”记者看到,在小潘的电脑上,显示查询成绩的网页打开了4个,他的总分是280分。小潘的同学说,研究生国家线一般在300分左右。小潘的另两门考得挺好,只要找回了政治成绩,就算是学校自主划线,小潘也有把握过线。按照小潘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联系到了西安体育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方解释说,他们已为小潘做了查询,出现-1分的成绩,是学生缺考或试卷丢失的情况下才会有的。“如果没缺考就是丢了试卷,只能让学生自己从报考的城市查找才行。”小潘感到很委屈,有好几个同学都和他在一个考场,这场考试他也很谨慎,怎么就碰上这种事。对此,烟台市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学生考试后的试卷和花名册招办都一并邮寄给了学校。目前他们对小潘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只要小潘确实参加了考试,答了试卷,他们会尽力帮其找回成绩。 省政府外事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表示 日媒关于江苏省禁止与日本爱知县往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 本报讯 省政府外事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在名古屋市长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荒谬言论后,日本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反驳,爱知县知事专门予以了驳斥。我们支持南京市暂停与名古屋市的官方交流,但日本个别媒体关于江苏省禁止与日本爱知县往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我们希望日本各界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与中方共同努力,维护和促进双方友好交往与合作。日媒要求名古屋市长收回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日本《东京新闻》28日发表社论,要求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收回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言论。这篇题为《为什么不老实地收回言论》的社论说,几乎没有研究学者认为南京没有发生屠杀。社论指出,政治家可以就敏感问题发表见解,但河村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作为开启美中、日中邦交正常化大门的“乒乓外交”舞台的名古屋的市长,河村发表这种言论不合适。【详细】 2009年,时任云南省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文新在公休假期间,开公车去给岳母迁坟,途中车辆坠崖,张文新与其妻李冬梅在事故中身亡。 两年后,张文新之子张鑫将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母亲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应赔偿张鑫和他的外公李国荣34万元。 简单的事故责任 事故并不复杂。2009年3月的最后一天,张文新开车从寻甸出发去昆明,车上另有四个乘客,包括他的妻子李冬梅。他们要到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为李冬梅的母亲迁坟。 当时,张文新的车速大概是每小时49公里。就在要驶达目的地的时候,车辆突发事故,翻坠于道路北侧90.8米外的村子便道上。事故造成了包括张文新夫妇在内的3人死亡,另两人受伤。 昆明市公安局东川分局交警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张文新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其他伤亡人员无责任。 父母突然辞世,张鑫和外公李国荣相依为命。从2009年12月到2011年7月,张鑫和李国荣多次前往父亲生前所在单位寻甸县人大常委会,要求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赔偿李冬梅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张鑫的代理律师胡琼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开始,单位还说要管他父母的善后事宜,可拖了两年,也没有进展。于是,张鑫和外公李国荣将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告到法院,索赔李冬梅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赡养费、食宿费及精神抚慰金共计36万余元,其中包括精神抚慰金1万元。 公车借给工作人员是“关心和照顾” 在张鑫诉诸法院之前,张文新“公车私用”的问题并不是双方商讨的焦点。据报道,事发后,寻甸县委县政府对加强公务车管理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重申、再部署、再要求,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011年7月4日,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在诉讼过程中,“公车私用”成为双方避无可避的关键前提所在。 张文新使用这辆车的时候,花了300元的费用。基于此,胡琼花认为,车辆所有权人(即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记者注)把车借给张文新有偿使用,违反了相关规定,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却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把两者之间界定为“车辆借用”关系,是“基于对本单位工作人员生活的关心”,才将公务用车借给张文新处理个人私事,是对工作人员的“一种关心和照顾”,属“人之常情”,其情形“同朋友之间基于友谊而借用车辆是一致的”。 在法庭答辩时,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表示,“将车借给张文新使用不存在过错”。事故车辆“经检验合格”,不存在安全隐患,也不存在未尽管理上的义务,“迄今为止尚未有法律法规规定单位不准借车辆给单位工作人员使用”。 公车私用导致赔偿责任难定 在审理过程中,双方主张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同。 原告代理人胡琼华律师表示,此案发生在2009年3月3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6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是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的。 不过,如果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对赔偿责任主体只是原则地、笼统地使用了“机动车一方”和“行人”,至于具体的赔偿责任主体,尤其是机动车一方内部的赔偿责任并没规定。 而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认为张文新是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张文新在事故中身亡,因此,应该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在所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张免责的另一依据是《侵权责任法》,即借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所有人只有在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才承担相应责任。 在两次开庭之后,张文新“公车私用”被明确地写入判决书“张文新在公休期间,单位批准其驾驶该车辆从事与职务无关的活动发生交通事故”。 但是,东川区人民法院并没有支持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主张,认为这起交通事故导致李冬梅死亡,被告“未尽到管理义务”,“故应当对李冬梅在事故中死亡这一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直言此案“判错”了。 因果关系决定谁该赔 据报道,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文富曾表示,一审法院没有针对这起事故中张文新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进行责任划分,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将委托律师向东川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欢庆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对这一案件进行具体分析时,应该将其中涉及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进行区分。“如果公车私用、管理不规范等产生了责任追究问题,那是属于行政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姚欢庆说。 有律师表示,在此案中应该区分当事人可能受到的党纪政纪处分和民事索赔两个问题。此案中张文新负事故全责,县人大就可以在赔偿乘客损失后再来向张文新索赔,虽然张文新身亡了,也可以要求他的继承人在其继承范围内赔偿。 “只有查出车辆本身有制动方面的问题,因车辆缺陷导致死亡发生,可能会形成相当因果关系,据此才可能要求单位承担责任。”姚欢庆说,否则,便如同小偷偷车后撞车身亡,反要车主因管理不当赔偿一样,是很可笑的逻辑。 如果要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按照传统民法理论,关键要确定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通俗的说,如果大部分人看到某事件时都会想到后续事件的发生,便可认为存在相当因果关系。 姚欢庆举了一个例子。甲开车上班时,遇到邻居乙挡道,没法开出小区,两人因此大吵一架。接着,甲开到立交桥上的时候遭遇追尾,车辆起火,甲逃生慌乱中从桥上跳下受伤。如果按照此案判决的逻辑,我 澳门牛牛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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